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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影市场，也是好起来了，居然可以看到达内兄弟的新片上映。
不知你是第几次，反正我是第一次在大银幕看到他们。
达内兄弟在1996年凭借《一诺千金》奠定国际声誉，到1999年凭《罗塞塔》首夺金棕榈，哥儿俩不仅是比利时电影的旗帜，更是世界影坛社会现实主义最坚定的守望者。
《罗塞塔》（1999）
他们以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执着，构建了一个关于后工业时代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道德实验室。他们的镜头长期聚焦于瑟兰的工业废墟与列日的流动街头，通过手持摄影的焦虑呼吸和非职业演员的粗粝质感，迫使观众直视那些被全球化资本主义遗忘的个体。
新作《年轻母亲之家》第十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并最终斩获最佳编剧奖、天主教人道精神奖。
《年轻母亲之家》（2025）
这部影片在二人的创作谱系中，有一层特殊意义——这是一场激进的叙事实验，他们从以往聚焦单一主人公（如罗塞塔、奥利维耶或西里尔）的独角戏，转向了多视角的复调叙事。
影片将视点置于列日附近班讷的一家母婴收容所，通过杰西卡、佩尔拉、朱莉、阿里亚娜和奈玛五位未成年母亲的命运交织，谱写了一曲关于女性命运的哀歌。
这次不仅仅是叙事人数的增加，更是达内兄弟对「社会关怀」这一母题的重新审视。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，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接力式的讲述，探寻个体如何在制度和集体的温情中，打破宿命般的贫困与暴力循环。
达内兄弟的电影往往始于一个具体的身体或动作，在《年轻母亲之家》中，灵感的来源却发生了一次空间性的位移。
据吕克·达内透露，他们最初的构想依然是传统的达内式故事：聚焦于一个名叫杰西卡的女孩，她生活在庇护所中，却对自己新生的孩子毫无感觉。这种设定本将延续《罗塞塔》或《无名女孩》的单一视点传统。
《无名女孩》（2016）
然而，在实地调研阶段，当导演们深入探访列日地区的母婴之家，观察其中的日常生活逻辑时，创作冲动发生了质变。
让-皮埃尔·达内生动地描述道：「就好像这个地方在对我们说，何不讲述我们的故事？」
这种场所精神的召唤使导演放弃了单一主角的封闭圆环，转而尝试捕捉一种集体的呼吸。这一转变并非偶然。在之前的作品《托里和洛奇塔》中，达内兄弟已经开始尝试双主角的互动机制，探讨无血缘关系的姐弟如何在敌对的社会环境中构建联盟。到了《年轻母亲之家》，这种联盟被扩大为一个制度化的共同体。
《托里和洛奇塔》（2022）
影片的主要拍摄工作于2024年8月在瓦隆大区的班讷及其周边进行。班讷在比利时是一个具有特殊宗教含义的地点，这为影片增添了一层隐秘的互文性。尽管达内兄弟是著名的世俗人道主义者，但他们的电影往往充满了隐喻性的宗教母题——罪、救赎、牺牲。
将一群未婚先孕、遭遇遗弃的年轻母亲置于一个与圣母紧密相关的地理坐标中，无疑构成了一种现代性的反讽与救赎的双重隐喻。
为了维持标志性的纪录片式的静止感，达内兄弟在选角上延续了其一贯的激进策略，即在核心角色上大胆启用非职业演员或新人，而在边缘角色上使用成熟演员。
这种新人主角+熟面孔配角的配置在文本内部产生了一种张力：年轻的母亲们带着未经雕琢的粗砺感和真实感，她们的身体语言是未被规训的；而围绕着她们的母亲、社工或外部成人世界，则由经验丰富的演员饰演，仿佛暗示了成人世界的某种表演性或既定秩序对少年世界的笼罩。
在《年轻母亲之家》中，摄影机并非上帝视角般地在不同故事线间跳跃，而是通过物理空间的接触点进行视角的交接。影片开场于杰西卡在公交车站的焦灼等待。
这个场景瞬间唤起了观众对《罗塞塔》开场的记忆，也是一个孤独的身体对抗着环境。
《罗塞塔》（1999）
然而，当杰西卡回到庇护所，在公共厨房或走廊与佩尔拉擦肩而过时，叙事的接力棒被无声地传递。摄影机接下来会跟随佩尔拉走出大门，去面对她那个刚出狱的男友。这种结构创造了一种流动的、去中心化的观感。正如吕克·达内所言：「一个女孩开始她的故事，仿佛她拿着接力棒，然后传递给下一个。」
这种结构选择并非单纯的形式游戏，而是服务于影片的核心主题：命运的共同体。
这些女孩虽然有着各自独特的创伤，包括弃婴、毒瘾、贫困、家暴等等，但在庇护所这一特定的时空内，她们的命运是纠缠在一起的。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主角，主角是年轻母亲这一集体身份。
达内兄弟采用多视角叙事的深层意图，在于试图构建一幅更为全景式的社会底层女性图景。以往的单一视角虽然能带来强烈的痛感，但往往难以呈现社会问题的复杂面向。而在《年轻母亲之家》中，导演试图通过群像来消解个体的孤立感，强调系统性的困境与支持。
这种叙事策略产生了一种马赛克效应：杰西卡代表了寻根和自我确证的渴望；佩尔拉代表了对核心家庭神话的盲目执着；阿里亚娜代表了理性的断舍离和打破代际诅咒的勇气；朱莉代表了在脆弱中寻求稳定和康复的努力；奈玛则提供了一种更为世俗的、关于回归家庭与就业的常态化视角。
每一个女孩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，只有当它们拼贴在一起时，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切片。这种去中心化的处理方式，使得影片的重心从个人的救赎转向了集体的生存。它展示了未成年母亲这一群体的多样性，避免了将她们刻板化表现为单一的受害者形象。
这一结构创新在法语评论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，这种分裂反映了大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可谓南辕北辙。
支持达内兄弟的影评人认为，这种结构打破了以往作品经常陷入的沉闷感，为影片注入了活力和多样性。反对者也是气势汹汹，不少影评人认为这种角色间的切换显得任意且违反直觉。有时，一个角色处于极度危急的时刻，叙事却突然转向另一个角色，直到二十分钟后才返回。这导致了人物塑造的碎片化，使得角色沦为社会议题的图解工具，而非有血有肉的个体。
在我个人看来，群像电影总会面临相似的批评，我们需要接受它的这种散射式的叙事效果。
「打破循环」是贯穿《年轻母亲之家》的核心母题。片中的年轻母亲们，大多出身于破碎的家庭，她们不仅承载着新生命的重量，更背负着上一代遗留的创伤遗产。影片探讨了贫困、成瘾和遗弃，是如何在代际间传递的，以及个体为阻断这种传递，需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。
阿里亚娜的故事线是影片中最具悲剧色彩的部分。年仅15岁的她，面对着一个酗酒、暴力且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娜塔莉。娜塔莉不仅自己生活混乱，还强迫阿里亚娜留下孩子，试图通过孙女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虚，甚至希望通过这个孩子让生活重新获得某种扭曲的意义。
然而，阿里亚娜展现出了一种超越年龄的清醒与决绝。她意识到，如果将孩子带回那个充满暴力的家，孩子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她的覆辙，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
因此，她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但符合伦理最大化的选择：将孩子送养给一个能提供优渥环境和爱的家庭。她考察了收养家庭，确认孩子未来可以拥有某种文化资本，也就是学习音乐。
影片中最为动人的一幕是阿里亚娜给未来的女儿写信。她用一支粉红色的笔，以少女特有的字体，在信纸上计算着女儿18岁生日的年份——2042年。这封信不仅是对女儿的告白，更是她为打破贫困与暴力的循环所签署的「契约」。
她牺牲了作为母亲的抚养权，以换取女儿一个可能光明的未来。这是一个关于「爱就是放手」的寓言，解构了传统母职神话所说的，母亲必须亲自抚养孩子才是爱。
杰西卡是「被遗弃者」的代表。她不仅是一个即将分娩的母亲，更是一个被遗弃的女儿。她执着于寻找那个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将她送养的生母，并非为了索取抚养费，而是为了寻求一个伦理上的答案：如果我的母亲不能爱我，我是否有能力爱我的孩子？这种对「母性本能」的自我怀疑，构成了她角色的悲剧张力。
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：杰西卡拍摄了生母的一张照片，打算日后展示给她的女儿。这一行为不仅是她试图缝合自己身份裂痕的尝试，更是她试图为自己的女儿建立一种家族连续性的努力，尽管这种连续性是建立在断裂之上的。
与阿里亚娜的理性相反，佩尔拉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刚出狱、毫无责任感的男友罗宾身上。罗宾对成为父亲毫无兴趣，只关心大麻。佩尔拉试图以此来贿赂罗宾，只为让他来看望自己和孩子，这种绝望的交易揭示了另一种悲剧循环：在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情况下，对男性依附的渴望往往导致更深的深渊。
罗宾不仅拒绝将佩尔拉介绍给自己的母亲，更在关键时刻抛下她去和朋友鬼混。这一情节线揭示了底层男性在经济与道德双重困境下的逃逸。佩尔拉故事的高潮不在于爱情的挽回，而在于她转向姐姐安吉尔。最终，安吉尔提供的阁楼成为了她的庇护所。横向的女性互助取代了纵向的代际支持或异性伴侣支持，成为她生存的唯一可能。
朱莉的故事线探讨了康复与稳定的脆弱性。她有一个支持她的男友迪伦，两人计划组建家庭。影片中有一个极具达内风格的温情时刻：朱莉坐在迪伦的摩托车后座上，将双手伸进他的牛仔夹克口袋里取暖。然而，这种温馨转瞬被打破。
朱莉深受焦虑症和复吸恐惧的困扰。当她和男友迪伦终于要搬进独立公寓时，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她恐慌发作并复吸，几乎丧命。
对于这些女孩来说，独立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状态，正常生活是一场通过不断的西西弗斯式努力才能维持的战斗。
朱莉的故事线以影片中最阳光的一幕结束。小两口邀请朱莉以前的老师担任证婚人，因为老师教过她一首曾激励她的诗歌。
随后老师用钢琴弹奏了莫扎特的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，婴儿随着音乐起舞。这不算打破达内电影一贯的无配乐原则，因为它来自剧情内部。
压抑了100分钟的观众，在此刻见证了艺术和美，在贫困生活中的治愈功能。
还有一位奈玛，她的戏份相对较少，但功能关键。她是成功案例的代表。她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，自信地以单身母亲的身份离开庇护所。她的告别演说是对庇护所功能的肯定：这里不是监狱，而是中转站。
这部电影犀利批评了父权结构。几个单身母亲中，除了朱莉有一个稳定支持她的男朋友，其余男士都以各种原因缺席了。他们是逃避者、加害者，或者无足轻重。
这种性别图景反映了后工业社会底层男性的危机，由于失去了经济地位，他们在家庭结构中变得多余，甚至具有破坏性。
这凸显了年轻母亲们在育儿责任上的孤立无援——她们被迫独自承担起因两性行为而产生的全部社会后果。
在这里，男性享有「退出」的特权，而女性的身体则成为了后果的唯一承载者。
因此，影片中的女性不得不退回到一种母系氏族的状态。无论是在庇护所内部女孩们之间的互助，还是佩尔拉向姐姐安吉尔的求助，都表明女性联盟成为了对抗社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达内兄弟以往作品中，不乏对社会机构的呈现，例如《罗塞塔》中的工厂、《两天一夜》中的公司、《托里和洛奇塔》中的移民局，他多数情况都持冷峻批判。但《年轻母亲之家》对「母婴之家」这一国家资助的机构，则展现了罕见的温情与肯定。
这个由教育者、心理学家、护工等全女工作人员组成的机构，就像一个充满关怀的「茧」。在这里，国家力量并未表现为官僚主义的冷漠机器，而是替代了失效的传统家庭，成为了这些边缘少女最后的避难所。
然而，《世界报》的影评人也指出，这个庇护所显得过于理想，过于保护，以至于缺乏可信度。社工们无限耐心，资源似乎总是充足。达内兄弟作为人道主义者，似乎不愿通过展示系统的匮乏来批判社会，而是选择构建一个温暖的茧房。
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令人慰藉，但也可能削弱了电影的现实主义力度，掩盖了社会福利体系崩溃的真实背景。
尽管存在争议，但《年轻母亲之家》肯定是一部充满力量与温情的作品。它最终传递的信息是复杂的：并不是所有的循环都能被打破，并不是所有的创伤都能被治愈。佩尔拉可能依然会陷入对男性的依附，朱莉的康复之路依然漫长。但阿里亚娜那封写给2042年的信，杰西卡留给女儿的照片，以及收容所里那些微小的互助时刻，构成了黑暗中不可磨灭的微光。
《年轻母亲之家》不仅仅是一部关于「少女妈妈」的社会问题剧，它更是一部关于在破碎世界中如何共同生活的伦理哲学文本。这部影片的重要性在于它承认了单打独斗的个体英雄主义，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全盘失效。
唯有通过女性之间脆弱但真实的接力和互助，生存才成为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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